[39]这一提法在当时尚不引人注目。

在今天,一个群体的文化已经离不开国家话语的塑造这一阶段。他们专心研究了茨瓦纳( Tswana)社会的纠纷解决问题,发现理论上由固定的规则所组成的法律体系,在法律实践中往往会得出不可预期的结果来。

一句话,地缘关系和血缘关系是密切地关联在一起的。〔29〕 不过对于这一点,法律人类学家之间达成的共识很少。这可以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法律人类学研究成果的题目上大体看出这种趋势来。〔38〕而《法律研究中的历史与权力》一书的作者们则是在有意避开实际的个案,但是要能真正做到斯达和科利尔所说的社会人类学家不再把法律当成是一个孤立的研究领域,那就更加应该将观念的层次与行为的层次勾连在一起。与政治和法律学者的研究取向不太一样的是,人类学家更多地关注缺少中心化的国家组织,即所谓简单的社会。

持中间道路的学者则认为,对于原始法律的探究并非是要把在复杂的或者有文字社会中最初认识到的现象在简单社会中看到其完整的发展历程,而是要在简单社会中观察到粗略地代表着或者说预示着法律的那些行为方式。地方头人的权利和义务的获得是通过系谱的关系。而事实上正是面子的权力关系中的两面性，使得乡村社会秩序的维持必须依赖暴力（只不过有时不是国家暴力而已），以对付不要面子的人。

法官不仅在制作法律所要求的事实，而且在制作法律所要求的程序，在此基础上，案件判决不再是困难的，它的结论以隐含在法官所制作的种种法律事实、程序和证据之中。B镇座落在黄河无定河畔上，河的北岸是一望无际的沙漠，河的南岸就是我们来时经过的公路。正是在这样一个尊卑有序的差序格局里，道德化的论证才有可能争得话语的控制，有可能形成权力的支配关系，人情或面子也正是在权力技术策略操作中才成为活的、流动的、价值可变的资本（而不再是死的、固定不变的资本），而被纳入到这种权力实践或话语实践中。法律（或权力）征服的过程也就是人们在出于各种目的和动机掌握、学习法律知识，不断地被法律知识驯化的过程。

事实上，就像我们在前面详细讨论陕北人关于上炕脱鞋的仪式中所体现的复杂而精确的知识那样，他们对于法律或规范、对什么是应当的、什么是合理的、什么是可耻的，也有一套复杂而准确的知识。在该案中，村主任尽管可能证明了还款事实，但由于银行制度本身的要求，如果村民W没有还款凭据，而银行的帐目也无法证明已还了款，这时人证是没有法律意义，银行可能据此免除村民W的事实责任，将此次作为无法收回的呆帐处理，但并不意味着免除了其法律责任， [4]当然，韦伯对这一问题的讨论相当复杂，这涉及到对韦伯的法律观的理解问题，关于韦伯的法律观及他对法律的分类，参见Trubek1972。

正是在这点上，我们今天这种派出法庭的民事调解与昨天的那种马锡五审判方式轻轻地划开了界限。由此我们发现在乡村法官G身上同时具备了两种法律知识，并由此形成两种法律实践。由于我们的介入，意外地给村民W施加了道德上的还款压力。韦伯在区分这两种法律时，用了系统化、逻辑抽象性和一般性这样的概念来界定合理性，其核心在于核心法律规则是否可以被一般性地普遍适用，法律后果是否可以预测。

不仅G庭长没有戴象征权利的大盖帽，更主要的是法律权力戏剧化展开的空间已不存在了。而知识之所以成为可控制的资本，恰恰是由于它处在制度所构建的场域中，正是这种制度、这种关系使得知识对于该场域的参与者而言成为一种可利用的资本，也就是说权力也在创设作为资本的知识。根据我们对基层派出法庭的调查，错案主要出在程序上，因为基层的案件都比较简单，适用法律一般不会出错。对于村民W而言，给营业所还款项这个事实是以具体化的方式存在着，它与那个桃花盛开的春天密不可分。

我们的G庭长不像当年的马锡五那样口苦婆心地作解释和劝说工作，而是在关键的时刻施加威胁和压力，这种压力来自于村民W所陌生的法律话语、来自于他既感到神秘敬畏恐惧而又渴望诉诸以求公正的法律权力。正是在这反复的实践中，时长日久，法律知识也就从学来的知识转化为习得的知识、转化为法律思维，法律制度也就从正式制度转化为非正式制度、转化为一种传统，法律权力也就从一种公开的暴力转化为肉体化了的日常纪律。

这套知识如同体现在大大小小的生活仪式中的知识一样，对于一个处于这个生活世界之外的人来讲是无法理解的甚至是不可理喻的，但对于生活于其中的人而言，这套知识是不言而喻的，是内化于其潜意识中的，无须进行理论上的推理或我们所谓理性计算。在这种以尊卑等级为轴线展开的权力关系中，拥有这种符号资本的尊者虽然处于支配地位，但必须承担与这身份相应的义务，即这种权利支配关系必须以道德上的正当性为前提。

建构了法官与其他人，包括当事人、检察官、律师和政府官员等等之间一系列特定化了的社会关系，即一个权利义务的网络，由此形成布迪厄所谓的场域。在这快法律不入之地[1]，随着近代以来国家政权的进入，正式的、可见的法律触角也深入到这里。这种对规范之应当的不同想象与上述两种不同的事实观联系在一起，形成两种不同法律观或法律知识。因此，法官和原告所具有的法律知识与村民W具有的法律知识之间的差别不在于规范是否与事实区分，而在于规范赖以成立的事实是以抽象化的方式存在着还是以具体化的方式存在着。这样一套知识也就相当于布迪厄所谓的惯习。一般说来，有几种人上炕可以不脱鞋，首先是年长者，尤其是辈分比较高且有威信的长者，其次是村民认为有身份和地位的人，比如干部和我们这些被他们想象为调查者的外地人等，此外还有可接受的陌生人，如匠人等。

尽管吉尔兹对比较法中法律的功能观和法律的政治观的批评充满了挖苦、调侃、蔑视和嘲讽（想象法律人类学那半人半马的滑稽模样），但他提出的法律的解释观无疑将地方性知识看作是另一种独立的力量，一种我们无法摆脱的超然之神，对于社会行动者而言，从规则之网的奴隶解放为意义之网的奴隶，不过是刚刚逃出了狼窝又进了虎口而已，正是这种潜在的文化的决定论，使得西方的法律认识和非西方的法律认识处于水火不容的二元对立中，同时法律移植所导致的丰富性、负责性、开放性和历史性在吉尔兹这里也就只能匆匆忙忙化约为概念上的法律多元。这是除了说服教育，就是法律的强制和威胁了，G庭长对村民W加以利害分析和威胁，比如不还款的话要正式开庭判决而不是调解，还要加重处罚等等，同时大家特别强调这次是依法收贷，非解决不可。

在众人的说服下，村民W先向他人借了500元还给原告，但还短250元。而法律知识分布的不均衡使得他无法找到相应的话语抵制策略。

这两种法律知识并不是截然分离的和对立的，事实上二者处于转化之中，而转化的契机仍然在于实践，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80年代中期，县法庭在B镇正式设立了派出法庭，开始受理当地的民事等案件。

任何知识都是以权力关系为其前提条件，而与此同时它也构成了权力关系。在陕北，偷婚（没有达到法定婚龄而形成事实婚姻）现象很普遍，由于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规定不再承认事实婚姻，对这样的案件只能按解除非法同居关系来处理，对于这样的案件，处理方法是以判决的形式来解除非法同居，但从实体上处理来说，还必须和结婚一样对待，如子女、财产的处理，不能因为是非法同居的就在子女、财产上草率处理。这种认识和想象的复合体，以及隐含于对原则的形象化描述中的事件叙述，便是我所谓的法律认识。如果我们将原告和法官的道德论证简单地理解为人情或面子机制在起作用的话，那么只有在理解了场域与资本之间的相互规定性，才可以理解人情或面子作为一种可能的或潜在符号资本发挥作用的限度或场合，也就是说它们只是特定关系中的资本，这里的关系不是指特殊主义的关系结构或差序格局这样的关系，而是指构成场域的权力关系，尽管它以前者为基础。

而不像他在法庭那样高高在上，坐在正中央，将权力直接展现在人民的眼前。无疑，原告和法官与村民W之间在差序格局的关系结构中相差了十万八千里，我们可以想像，如果他们几个人不是以法官和原告的身份来催款，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偏僻山村里贫困的、没有社会地位、没有社会关系的村民W，在这些与他非亲非故，既不属于他们村、也拉扯不上关系、住在镇上、吃公家粮的国家干部面前，还有什么面子或人情可言？因此，就上述案件而言，如果有什么人情或面子的话，也只能理解为一种关系，一种权力关系，而那些在我们看来多余的，反反复复的道德话语论证，与其说是基于人情或面子之类的符号资本的相互交换，还不如是这种权力实践或话语实践所采取的权力技术。

因此，法律作为一种权力的实践，作为一项国家规划的实践，必须通过法律知识的掌握者实行其目的，这种权力关系不是简单地如同我们常常理解的那样，是自上而下强加的，事实上它和社会行动者对利益的追逐形成一种合作关系，正是在法官追逐个人利益的过程中（在陕北这个落后的地方，很多人都向往法官这个职业，尽管它还不是最好的职业），他们认可了法律知识，事实上也就认可了整套知识所赖以存在的、体现为制度的权力关系网络，并且实践着这种权力关系。但是，上炕脱鞋与其说是一种关于生活的科学性知识，其不如说是一套标识着人们长幼尊卑的社会身份的仪式或礼仪。

一旦经过脱鞋上炕这种仪式建立起主人和客人的社会关系，主人就有陪客人的最低任务，这种义务的增大体现在主人对你的招待的热情和隆重程度的增加，比如给客人烧水喝，或泡茶喝，或端上来爪子熟米之类的东西，或端来酒喝，最热情隆重的莫过于专门烧水作饭，尽管这时还不到吃饭的时候，我们算是村民W家最尊贵客人，没等我们坐定，主人就开始给我们烧水。村民W确实反复强调自己还款的愿望和自己贫困的事实，这些事实无疑带有规范的色彩，带有某种道德上的正当性，特别是他曾经突出证人村主任这一与众不同的特殊身份本身的规范力，强调事实本身的规范性。

如村支书所言：你是一个老粗，理解不了，今天和以前要钱的方法不一样，是依法收贷。尽管如此，我不得不承认，地方性知识和法律建设论具有相当的解释力，前者的必然性决定论需要后者来打破，后者的决定论需要前者来把握，只有将二者在新的高度上结合起来，将前者所体现的文化、意义和知识与后者所体现的利益、制度和权力在法律实践的基础上结合起来，我们才有可能理解法律移植所导致的复杂性和历史性。[6]的确，一个在法律关系中处于被支配地位的村民，由于在主人与客人的关系网络中，无论是法官还是原告都要给他一点面子，毕竟他们坐在村民W家的炕上，吃了人家的熟米喝了人家的茶，他们的身份首先是客人，然后才是原告或法官。对我们而言，重要的不是改变村民W的命运，尽管我们无法对此无动于衷，对此进行理论的解释或许是我们要承担的更大的责任。

为此，原告不仅租了一辆小面包车供办案使用，而且请派出所的民警也一同去壮声势以便顺利完成收贷。关于民事调解，G庭长以为：调解的效果比判决好，好兑现，以后的相处关系也融洽了。

……调解最高法院有要求，必须70%以上，审判制度改革之后，可以不调解。[3]尽管人证是重要的法律证据之一，但人证的证明力量是有限度的。

在乡村社会里，权力的展开是以尊卑等级为展开轴线的，因此的道德化的力量就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并不是说他在事实中必须按照法律程序来审理案件，而是说他必须将他的审判行为制作为是按照法律程序来审理的。